“城市礦產”產業將向自我循環方向轉化
發表時間 :2015-08-27 來源：中國有色金屬報
——訪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王昶教授
導讀： 近年來，中國采取“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戰略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騰飛過程中資源供給短缺瓶頸，但此舉並未能從根本上改善中國資源、尤其是金屬資源供給的經濟性、穩定性和持續性。
近年來，中國采取“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戰略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騰飛過程中資源供給短缺瓶頸，但此舉並未能從根本上改善中國資源、尤其是金屬資源供給的經濟性、穩定性和持續性。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和國民消費持續升級，城鎮固體廢棄物的產生量逐年增加，這些城鎮固體廢棄物蘊含著豐富的金屬、非金屬可回收資源，被形象地稱之為“城市礦產”。
“城市礦產”不僅能夠變廢為寶，還是緩解資源瓶頸約束、減輕環境汙染的有效途徑，更被視之為未來支撐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資源。
當前中國城市礦產產業發展日新月異，但在發展過程中卻也出現了回收體係不完善、關鍵技術缺失、產品附加值低、甚至於行業需依靠政府補貼推動等一係列嚴重問題。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基於國家金屬資源安全視角的城市礦產開發利用》首席專家、中南大學金屬資源戰略研究院教授王昶指出，這是由於對城市礦產產業本質、發展模式及發展趨勢缺乏深刻認知而未能采取恰當應對措施所致。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是中國在科學研究領域支持基礎、跨學科研究的主渠道，設有23個學科規劃評審小組與教育學、藝術學、軍事學三個單列學科，已形成包括重大項目、年度項目、特別委托項目、後期資助項目、西部項目、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等六大類別的立項資助體係。
王昶以“如何科學認識城市礦產開發利用與國家金屬資源安全的關係”、“如何有效開發利用城市礦產提高國家金屬資源安全保障能力”兩大基本問題為切入點，研究城市礦產開發利用機理，研判其開發前景及其對國家金屬資源安全的影響趨勢。
“更重要的是比較和借鑒國際經驗，研究典型案例，檢討和反思現行政策，優化中國城市礦產開發利用的模式、總體戰略和政策體係。”
王昶說：“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是現階段中國人文社科領域中國家最高類別的政府基金資助項目，這項研究對中國金屬資源安全保障、生態文明建設有著重大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產業本質特征
經過工業革命以來300多年的開采和利用，全球80%可工業化利用的礦產資源已經從地下轉移到地上，以垃圾的形式堆積在人類周圍，總量已達數千億噸，並仍以每年百億噸以上的速度增長。
在中國，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和消費的持續升級，廢鋼、廢有色金屬、廢棄電子產品、報廢汽車和機電設備等各種廢棄物每年以10%的平均速度增長，年產生量超過40億噸，城市礦產資源可謂極大豐富。
城市礦產產業通過對傳統意義上的“垃圾”進行回收處理利用，不僅能夠節約資源，更能破解中國目前嚴重的“垃圾圍城”危機，創造環境價值。
到2020年，僅銅、鐵、鋁和鉛再生即可實現源頭節能1.35億噸標準煤，減少二氧化硫排放185萬噸，相當於對中國二氧化硫減排目標貢獻13.4%。
就此王昶指出，這些都充分顯示了城市礦產產業所具備的雙重屬性——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前者指其通過處理城市廢棄物，為社會和公眾提供環境治理上的公共服務，並由此帶來生態價值;後者即其作為資源所具有的特征，同時也是城市礦產最基本的屬性。
“中國金屬資源的基本條件，決定了國內資源的自我保障能力較差，加之未來10~15年將是中國礦產資源消費的快速增長階段，使得中國重要礦產的總量保障明顯不足。”
王昶說：“不僅資源結構性矛盾突出所導致的大宗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將進一步上升，同時資源分布與工業布局不匹配問題也將會更加突出。”
中南大學金屬資源戰略研究院《中國金屬資源安全報告》表明，中國鐵礦石、銅、鋁等重要礦產品對外依存度都超過了50%的安全警戒線;而對海外資源的過度依賴，已導致中國金屬礦產品國際貿易長期陷入“一買就漲，一賣就跌”的困境。
就此王昶強調，城市礦產蘊含著豐富的可回收資源，其中金屬是主要有價物，與自然礦山相比是高品位的城市富礦，如中國金礦品位一般為3~6克/噸，經選礦得到的金精礦也僅70克/噸，而廢棄電腦主板金含量達250克/噸。
“當前國內普遍重視城市礦產的社會屬性而忽視其自然屬性，後果便是企業更重視處理廢棄物所創造的環境價值，“等、靠、要”政府補貼，缺乏自主探索精深加工技術的動力，行業發展更多依靠政府推動。”
王昶指出，如果能夠更多地站在資源的角度看待城市礦產，開發精深加工技術使其向材料方向發展，那麽城市礦產的附加值會大大提高，並使其恢複市場的本來麵目;企業也將不再主要依靠政府，而更多依靠創新驅動和市場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傳統的原生礦加工產業鏈包括采礦、選礦、冶煉和深加工，城市礦產與之對應的產業鏈環節則是回收、拆解、粗加工和循環再造，而回收是阻礙行業發展的最大難題。
作為工業化、城市化的產物，城市礦產成礦條件與機理取決於社會的認識度及人工的幹預度，其分散於千家萬戶的特征，對回收體係建設提出了更高的產業網絡要求。
當前中國的城市礦產回收網絡以物理回收為主體，由於回收不存在門檻限製，收集群體為大量的遊擊隊、小作坊。
與正規企業相比，個體戶或小作坊因綜合成本較低而形成事實壟斷，由此導致很大一部分資源進入非正規渠道，正規企業反而“無米下鍋”。
就此王昶表示，隨著互聯網+時代開始出現的O2O再生資源交易平台，能夠有效打破回收信息不對稱的困境，並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回收的區域限製，未來構建了良好的線下線上交互回收網絡的企業，便可從源頭開始打造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與此同時王昶強調，再生資源的區域壟斷性除成本因素外，主要由回收網絡的有效覆蓋半徑所決定，而城市礦產有別於其他再生資源的是其“補貼資質”。
由於中國城市礦產產業尚處起步期，國家為此特設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但隻有依照相關規定取得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資格的企業對列入國家《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目錄》的產品進行處理，才可以申請基金補貼。
“截至2014年底，中國已公布四批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補貼企業名單計106家企業，第五批也將僅有9家。”王昶指出，隨著行業的發展，行業集中度必將進一步提升，而補貼資質也將進一步集中在少數大企業手中。
事實上，國家已明確對拆解量低於拆解能力20%的企業，以及連續兩年不規範拆解量超過總拆解量5%的企業和環保實施能力不達標的企業實行淘汰，但客觀上卻由此進一步縮小了補貼企業範圍、並進一步形成區域壟斷。
王昶說：“補貼資質將成為企業的稀缺資源，大企業為了服務於區域布局的戰略，在收購時將更多考慮補貼資質以獲得區域壟斷性、而非被並購企業的資產。”
企業發展模式
城市礦產產業的本質特征及從業企業自有的DNA，決定了產業與企業的發展模式，其發展的曆史沿革也決定了它們未來發展的路徑。
王昶指出，目前城市礦產從業企業主要有四種典型發展模式：材料科技型、渠道型、家電製造型及第三方平台型。
“材料科技型企業強調城市礦產雙重屬性中的自然屬性，通過深入挖掘城市礦產的資源價值來實現企業的利益最大化。”
王昶說：“一般而言，材料科技型企業是由采礦冶金等領域進入到城市礦產領域，注重城市礦產的高端循環再造和精深加工技術的科研投入，因此其產品更具有高附加值。”
以比利時優美科集團為例，它由一家側重於應用領域的全球材料科技公司發展為蓬勃發展的國際化材料科技與回收公司，可從工業殘渣到報廢材料等眾多種類的原材料中回收約20種貴金屬和其它有色金屬。
正是基於在貴金屬及其它金屬特性方麵的科技和專有技術，使得優美科能夠對金屬垃圾進行回收和分類存儲、並進行精煉加工，從而實現資源價值的最大化。
格林美公司發展模式類似於此：依托於材料處理技術進行電子廢棄物的回收處理利用，截至2013年底申請專利400餘件，主導或參與50餘項國家標準及50餘項行業標準，從而奠定了其在再生資源循環利用領域的領先地位。
此外，由於城市礦產產業還具有網絡型特征，因此對物流體係也有較高的要求。
王昶指出，渠道型企業依靠自身強大的回收網點、配送中心和運輸能力，把握城市礦產產業的網絡型特征，在建設回收網絡上發力並形成獨特優勢。
“這個類型以中國再生資源開發有限公司為代表，它是國務院管理局唯一指定的回收企業，也是中國唯一以再生資源回收處理為主業的央企，公司自建渠道在回收總量中的占比約為20%~25%，而業內其他企業自建渠道回收量占比通常在10%以下。”
中再生公司不僅自建了遍布全國的回收網絡，還對原供銷社係統的回收網絡進行整合，目前在全國23個省(區、直轄市)初步建立起環渤海、東北、華東、中南、華南、西南和西北等七大區域回收網絡，擁有近50家分公司與子公司、11個大型國家級再生資源產業示範基地、3個區域性集散交易市場、70多家分揀中心及5000多個回收網點。
而所謂的家電製造型企業，則是由於作為最主要電器電子產品生產商的家電企業自身具有強大的資源獲取、物流網絡等基因，而由此在城市礦產領域形成的獨特發展模式。
王昶指出，家電製造型企業涉足城市礦產最初的動機來源於生產者責任延伸製的壓力——回收廢舊家家電並對其進行處置。
以TCL集團為例，2003年成立主營廢棄電器電子產品拆解處理的惠州TCL環境科技有限公司，此後又陸續於2009年成立TCL奧博(天津)環保發展有限公司，2012年成立汕頭市TCL德慶環保發展有限公司。
“通過產品的綠色設計、綠色製造以及無害化回收處理廢舊電子電器產品，TCL集團計劃實現智能家電的自我循環與整個產業鏈的生態循環。”
王昶說：“這類企業既掌握了產品終端，又可將銷售網絡轉化為逆向物流，有望建立智能家電產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係統，未來必將有良好的發展前景。”
在“互聯網+”時代，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構建網上回收平台，這種發展模式緊扣城市礦產資源分散在消費者手中的特點，整合線上線下資源，通過網絡平台集聚供給雙方，利用互聯網構建完整的產業鏈生態係統。
以國內首家C2B電子產品競價回收平台愛回收網為例，主要通過電腦端、手機客戶端、上門回收人員以及快遞的方式回收手機、筆記本等電子產品，並通過精選回收商入駐網站對消費者二手電子數碼產品競價回收。
對於可利用二手產品，愛回收網予以公開發售;而對已不能使用的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則通過合作的方式交由格林美公司進行無危害環保處理。
“這種模式借助互聯網資源共享、超越時空、實時交互、個性化等特點，可有效緩解城市礦產小、散、亂的行業局麵，通過線上平台、線下物流倉儲的協同發展，形成信息流、資金流與物流的閉環發展模式。”
王昶說：“這是一種新型的發展模式，充分體現了城市礦產的網絡型特征，將是未來城市礦產回收最重要的方式。”
產業發展趨勢
2015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首倡“互聯網+”行動計劃，7月4日國務院發布《關於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鼓勵互聯網企業參與搭建城市廢棄物回收平台，創新再生資源回收模式。
事實上，隨著政策與市場的推動，互聯網大潮正以前所未有之勢席卷城市礦產產業;而作為一種發展趨勢，城市礦產平台型企業已然在異軍突起。
王昶就此指出，當前中國城市礦產產業與互聯網的結合主要表現為三種：
首先是以愛回收網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再生資源化，整體由互聯網行業轉進城市礦產行業，在線上交易等方麵更具先發優勢。
其次是以桑德環境公司為代表的再生資源企業互聯網化，由城市礦產行業挺進互聯網行業，線下資源豐富，對行業的發展動向把握到位，更具有行業優勢。
第三類是以網優二手網為代表的提供公共設施與服務的第三方平台，通過提供電子商務應用設施與服務集聚買家與賣家，突出信息優勢。
王昶表示，“互聯網+城市礦產”模式可以有效利用互聯網降低交易成本並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利用長尾效應集聚需求，形成城市礦產回收一個不可限量的大市場。
“但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也還存在著成本高、重複建設、檢測標準不統一、效率低、效果不佳等缺陷。”王昶說，“未來將通過智能製造與大數據管理的結合，通過物聯網和互聯網形成城市礦產生態圈，改變現有互聯網回收平台所存在的缺陷。”
事實上，當前中國的城市礦產企業主要是在吃“政策補貼飯”，因此在研發精深加工技術方麵缺乏動力，而資金投入少導致技術開發能力弱，在關鍵技術上少有突破，加工處理工藝落後，技術及裝備水平極低;對於與再生資源加工處理相伴的汙染物，也沒有相應能力予以妥善處理。
就此王昶認為，雖然現狀有些不盡人意，但從行業的發展趨勢來看，城市礦產產業正向高端循環再造發力，未來也將更加注重技術研發。
“類似於優美科、格林美這樣的龍頭企業都在不斷向產業鏈高端攀升——由初級循環轉為高端循環再造和智慧服務，開發城市礦產作為資源的附加值，打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王昶說，“城市礦產產業的未來發展，必將是向自我循環方向轉化。”
在這個方麵，日本鬆下電器的經驗值得借鑒。
鬆下從2013年7月開始推行自創的循環型回收利用方式“自我循環計劃”，該計劃所使用的材料由其入股的鬆下環保技術中心等回收工廠供應，該中心按照法律規定，收集鬆下、東芝、原三洋電機(現已納入鬆下)製造的報廢家電進行拆解後回收資源。
“這種方式不僅實現了生產者責任延伸製，更使家電企業的關鍵材料得以保障，但這種方式對資源回收和處理技術提出了較高要求。如果家電廠都單獨對產品進行回收與處理，則意味著每個企業均需將自己的正向物流轉為逆向物流，並且擁有自己的處理中心或合作處理企業，勢必造成另一種資源浪費。”
王昶說：“在互聯網時代，資源共享、資源互用、資源優化已成為企業打造核心競爭力的一種有效方式，因此城市礦產行業的發展也將逐步實現自我循環與聯合發展相結合，由多家企業聯合組建回收企業，建立產品全生命周期循環管理係統，由履行生產者責任製向保障先進材料供給轉變，實現共贏。”
就此王昶特別指出，當前中國再生資源仍處於產業集中度提升初期，加速洗牌趨勢明顯，業內大企業及有誌於進入再生資源行業的業外大企業，為獲取稀缺的各種再生資源處理資質已然開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無不加快了收、並購步伐且更多考慮被購企業的資質。
就城市礦產產業而言，基金補貼製度與業內企業數量的增加使回收成本大幅上漲，而產出物價格卻在不斷下行，因而生存空間受到不斷擠壓的單體拆解企業被收購意願也在逐漸增強，競爭格局得以優化，行業整合速度與集中度都將大幅提升，利好相關集團式龍頭企業。
“換句話說，國家利好政策更有利於集團式龍頭企業的發展，客觀上促其加快了兼並步伐。”王昶指出，隨著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目錄擴容，處理企業資質許可、稅收優惠、政府引導等一係列利好政策的出台，起步較早的集團式龍頭企業均已開始“左手融資、右手重組”地快速搶灘布點。
王昶說：“如中再生公司一直在謀求通過產業並購擴大規模、延伸產業鏈，注資秦嶺水泥18億後借殼上市，並將秦嶺水泥主營業務變更為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業務;而格林美也通過收購浙江德威等公司向金屬材料精深加工環節快速布局，並藉此獲取相關國家補貼資質。”
此外，桑德環境為實現其在環保領域業務拓展及經營布局，連續收購三家再生資源公司股權，目前旗下共有6家廢棄電器電子產品拆解企業，拆解能力接近950萬台，其中5家列入拆解基金補貼名錄，基金補貼拆解能力接近750萬台，桑德由此一舉進入電子廢棄物處置第一梯隊。
“在行業快速洗牌過程中，企業拆解能力得以大幅提升;但回收體係的滯後卻使行業出現拆解能力過剩，未來回收體係建設與資源獲取將成為重組並購中並重的問題。”
王昶表示，隨著廢舊電子電器補貼範圍的不斷擴大，未來中國城市礦產行業將逐漸進入“基金補貼製”，而一係列紅利政策的出台，也在預示其廣闊的發展前景。
“2011年開始實施的《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管理條例》，雖對電子廢棄物處理設立了較高準入門檻、致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拆解資質稀缺性漸顯，但可有效避免業內惡性競爭。”
“而最新於6月25日由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關於印發資源綜合利用產品和勞務增值稅優惠目錄的通知》，則對廢舊電池、廢金屬類產品、廢舊橡膠等多項不享受優惠、難以落地的項目予以退稅優惠，直接增厚資源化處理企業的利潤。”
王昶說：“隨著國家鼓勵政策的不斷出台及力度的不斷加大，越來越多的企業正在積極投身其中，城市礦產產業市場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