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地質找礦戰略行動回顧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摸清國民經濟恢複和國家發展建設情況，我國集中力量探明了建設基礎工業所急需的礦產儲量，將黑色金屬、有色金屬、煤炭、磷礦等作為重點。1964年“三線建設”重大戰略決策的背景下，國家有目的地加強了重點地區的礦產勘查工作，地質找礦再一次維持了幾年的小高峰。截至1978年，我國累計發現並探明儲量的礦產達134種，發現了西藏玉龍銅礦、山東焦家金礦等重要的礦產資源基地。20世紀50年代末到改革開放前，我國先後在川中、大慶、東營、江漢等地開展了石油會戰，推動了我國石油地質理論的發展和勘探開發技術的進步。同樣，20世紀50年代的鐵礦大普查和70年代末富鐵礦大會戰，也使我國基本形成了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五大鋼鐵工業基地，構建了遼寧鞍山—本溪、四川攀枝花—西昌等十大鐵礦石生產基地的格局。此外，1964年~1965年進行的新疆鉻礦會戰，1963年的諸廣山鈾礦普查勘探會戰和苗兒山鈾礦普查會戰等，都曾是我國計劃經濟時期大會戰的傑出案例。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國家經濟複蘇，地質找礦進入大調整時期。1985年我國啟動新一輪固體礦產普查工作，1986年《礦產資源法》及其配套法規的相繼出台，推動了地質找礦布局的調整，提出大力加強區域調查和普查工作，重點加強煤炭、鈾等能源礦產普查和勘探，統籌安排金屬和非金屬礦產普查，以及加強中小比例尺地質礦產調查工作，油氣、金、銀、銅、鋁、鉛鋅、錫、富錳礦和重要非金屬礦產的勘查成為重點內容。
　　20世紀90年代，受國內需求減弱、國際礦業周期低穀以及地質找礦地質機製的多重影響，我國的地質找礦進入曆史性的寒冬期。這一時期，油氣勘查實施了“穩定東部、發展西部”戰略決策，先後在塔裏木盆地和吐哈盆地等地開展石油大會戰，取得了一係列重大發現。固體勘查也發現了雲南金頂鉛鋅礦、攀西釩鈦磁鐵礦、甘肅金川鎳礦、河南欒川鉬礦及廣西下雷錳礦、新疆羅布泊鉀鹽等一批大型礦床。同期，原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原有色金屬總公司以及原地礦部等先後在國外進行了礦產資源勘查開發的探索。
　　進入21世紀，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步伐加快，礦產資源需求大幅提高。經中央批準，1999年起，原國土資源部組織實施“新一輪國土資源大調查”，其中的找礦方麵稱之為“地質大調查”。地質大調查聚焦4大油氣資源新區和16個重點成礦區帶，在經常性調查的基礎上，實施了多輪針對性的找礦專項行動。2004年，《全國危機礦山接替資源找礦規劃綱要（2004—2010年）》實施，以地勘單位為主體不斷加強危機礦山周邊和深部的找礦力度。2006年，中國地質調查局實施了全國礦產資源潛力評價、全國礦產資源利用現狀調查、全國礦業權實地核查和全國重要礦產資源三率調查等國情調查。2008年我國近30年來再次啟動新一輪全國鐵礦勘查，挖掘了西部新區的找礦潛力，東部地區一批大中型鐵礦山深部和外圍取得了一定突破。同一時期，在“走出去”戰略的引導下，中國企業在7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了固體礦產資源勘查和開發利用工作。中冶集團、中色集團等大型國有企業，部分民營企業和地勘單位在境外資源勘查開發方麵邁出了堅實一步。
　　為進一步保障礦產資源供應，加強國內地質找礦力度。2011年，我國開始實施為期十年的找礦突破戰略行動。這一行動是對全國地質找礦工作的規劃部署，以23個礦種為重點，基於“公益先行、基金銜接、商業跟進、整裝勘查、快速突破”的地質找礦新機製，圍繞重點成礦區帶，以整裝勘查區為重點，依托大型骨幹礦業企業，開展礦產勘查，開創了我國地質找礦的新局麵。
　　在找礦突破戰略行動的大背景下，原國土資源部還先後開展了老礦山深部與外圍找礦（2012—2014年）、全國重要礦集區找礦預測（2016—2018年）等重大地質調查與勘查項目。找礦突破戰略行動實施十年來（2011—2020年），通過實施地質找礦運行新機製，深化礦產資源管理改革，形成了一批重要礦產資源戰略接續區，建設了一批“關係全局、意義深遠、帶動性強”的綜合利用基地，基本形成了大宗緊缺礦產和戰略性新興礦產並舉、開源節流並舉、東西並重的勘查開發布局。
　　對國內地質找礦戰略行動的認識與思考
　　我國地質找礦經曆了70餘年的發展，表現出“三起三落”的階段性特點，這與不同時期的國家戰略思路、政策導向以及國際礦業形勢等因素密切相關。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改革開放之初以及新世紀初的十年是我國地質找礦和礦業發展的繁榮發展時期。在這三個時期，一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工業化進程對礦產資源的需求十分旺盛，國內實施重大找礦戰略及專項，財政投入大幅提升，有針對性地開展重點礦種的勘查工作，同時提升礦業發展能力。二是國際礦業形勢持續向好，刺激國內市場主體參與地質找礦的熱情高漲，市場發揮了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相比之下，地質找礦的低穀期大部分與國際礦業大環境低迷期、國內礦產資源戰略與礦業政策改革調整階段等高度重合。
　　“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我國社會主義體製的優勢所在，充分體現在地質找礦領域。曆史經驗表明，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的石油會戰、鋼鐵會戰等取得了卓著的找礦成績。新世紀以來，地質大調查、找礦突破戰略行動等的實施再次推動了我國的地質找礦重大突破。
　　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需要注意到，“大規模投入、大兵團作戰”找礦模式存在投入—產出效益不足、組織實施和成果管理不健全等問題，需要深刻認識並及時優化完善。麵對當前嚴峻的礦產資源供需形勢，繼續堅持國家地質找礦行動與專項的實施是短期內保障資源供給的必要手段。在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中，需要深刻總結以往經驗教訓，進一步明確具體戰略目標，細化完善組織實施形式，優化工作體製機製。
　　地質找礦作為礦業的最前端，與後續的礦產資源開采、冶煉、加工、綜合利用等密切相連，地質找礦的核心價值在於支持後端環節以形成礦產品，進而產生經濟效益，保障資源安全。因此，地質找礦的平穩運行需要從礦產資源管理的全過程給予最基本的製度保障。實踐表明，地質找礦後端涉及的礦業權出讓製度、權益金製度、礦產資源綜合利用政策等都會反過來作用於地質找礦，影響市場主體熱情，製約資金投入效率等。在上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時期，我國的礦產資源管理製度迎來了重大改革發展。在新的時期，穩步推進礦產資源管理相關製度的改革，加快法律法規和重大政策的落地實施，對於推動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促進國內礦業高質量發展十分必要。
　　資金投入是地質找礦的“牛鼻子”，是地質找礦供給側的最前端、最關鍵要素，是開展找礦項目、提升科技創新水平、培養地質人才的根本保證。曆史經驗表明，資金投入機製是地質找礦工作機製中的關鍵部分，資金投入從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轉變，中央財政、地方財政、社會資金三元投資結構的建立和完善，地勘基金的建立與改革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地質找礦的工作進程。
　　在新發展階段，地質找礦投入機製的變革要緊跟國家經濟體製改革和地質工作體製機製改革的步伐，厘清財政投入和社會投入的邊界定位，明確兩級財政投入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十分重要，目的在於合理配置資金，優化運行方式，保證產出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