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質勘查學家劉益康:中國企業在境外勘查礦產要避免九個誤區_米兰竞技足球俱乐部官网_米兰体育官方网页 中國國際礦業大會
首頁  |  行業風向  |   行業資訊  |  正文
地質勘查學家劉益康:中國企業在境外勘查礦產要避免九個誤區
發表時間 :2016-06-14    來源:礦業報
  礦產勘查是一個周期性起伏的產業,它的起伏和礦業起伏基本同步,但稍有滯後。礦產勘查開發投資的機遇,往往在礦業的低潮期。目前,在全球礦業發展的低潮期,境外有大把質高價低的勘查項目,國內企業應抓住乍暖還寒的機遇。
  國內礦產勘查市場再度崛起,不能僅立足國內,還要立足於境外勘查市場。然而十幾年來境外礦產勘查失利遠多於成功也是事實。那麽回顧並審視那些失敗的案例,吸取教訓,找到症結,顯得十分必要。把國內做項目的思路和方式搬到境外,是失利的源頭。境外勘查不缺技術,缺的是商業性礦產勘查經營思路和技巧。
  一、礦產勘查產業周期與礦產品價格起伏同步
  “礦產勘查是一個周期性起伏的產業。它的起伏和礦業起伏基本同步,但稍有滯後。”劉益康認為,貴金屬,特別是黃金價格的起伏,與商業性礦產勘查市場的起伏,契合得最好。
  以黃金為例,上世紀70年代末,黃金價格曾上探過803美元/盎司的高點,引發了全球的勘查熱潮。那時國內勘查是封閉的,完全是計劃經濟體製,感受不到市場的信號。
  本世紀初,金價步入20多年來的最低點,礦產勘查業也隨之步入寒冬。地勘隊伍陷入困境,大批人員下崗,艱難地謀求生路。隨後金價飆升,加上政策因素的影響,礦業回暖,礦產勘查快速步入春天。2011年9月6日,金價到達1920.8美元/盎司的頂峰。而此時的地勘市場也同樣炙手可熱。
  隨後,連續4年多的金價下滑,地勘業又重回陣陣寒意的“冬天”,有的地質隊甚至再次出現了生存危機。
  而對比1997年~2015年全球固體礦產勘查投入情況也可以發現,勘查投入的高低峰值相比金價的高低峰值,大約有一年的滯後期。劉益康將此解釋為“一種市場的慣性”。例如,金價的峰值在2011年,而2012年全球的勘查投資仍在上升,到2013年市場才反應過來,接著連續3年大幅下跌。同樣,勘查投資的回升,也有個滯後期。
  礦產勘查和礦業存在的供求周期一旦出現,礦產勘查首當其衝,起伏劇烈。
  二、勘查市場2017年可能全麵回暖
  進入2016年以來,金價已連續4個月上漲,幅度達20%,這意味著什麽?
  2016年,礦產市場已出現價格回暖的跡象。
  數據顯示,鐵礦價格上升約40%,黃金價格上升約25%。
  隨之而來,礦產勘查市場也出現了一些積極動向。今年一季度,初級勘查公司籌融資有了小幅上升。
  對照希爾威、明科等公司的股價,在經曆了近4年的連續下滑之後,從今年1月起有了止跌回升跡象。劉益康推測,這很可能是勘查市場回暖的信號。
  他還據此判斷,由於勘查市場相比於礦產品市場有約1年的慣性滯後。2016年,全球的礦產勘查投入還將繼續下滑,到2017年,才有可能回升。而國內礦產勘查市場,由於以前對政府投入的依存度大,其回升的勢頭還會更遲一些。
  三、再逢春天的礦產勘查機遇在哪
  “應當說,礦業再次崛起的機遇在境外。”劉益康表示,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各行各業,從高鐵到電器,從科技到服務,都把目光瞄向了世界市場。中國的地勘業也不例外,不僅要立足於國內,而且要麵向全球的礦產勘查市場。
  首先,除了部分小礦種和煤礦以外,中國礦產資源稟賦存在缺陷。雖然不少礦種看起來資源量不少,但要把它們變成礦產品,缺乏市場的競爭力,呆礦比例高。
  其次,由於勘查區居民環境意識不斷提高,地方政府對礦業收入的依存度降低,大量礙綠礦權,縮小了找礦的範圍,國內礦產勘查投資環境日趨收緊。
  再次,我國有全球最大的找礦勘查隊伍,有限的可供找礦的區域已容納不下百局千隊這麽大的找礦力量,礦產勘查產能過剩。當前,國家推出了“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指明了礦產勘查應向何處去。此時,正是礦產勘查業的低潮期,未來兩三年,可能會進入新的礦業周期。我國的礦產勘查必須融入全球的礦產勘查市場,堅持境外礦產勘查的方向。
  四、礦產勘查開發投資機遇在礦業低潮期
  劉益康認為,礦產勘查開發投資的機遇往往在礦業的低潮期。
  “國外的必和必拓,國內的紫金集團,都是在礦業低潮期崛起的。在礦業瘋狂期去追高,其結果大多不妙。”他提示,目前,在全球礦業發展的低潮期,境外有大把質高價低的勘查項目,國內企業抓住乍暖還寒的機遇是關鍵。同時,他還認為,麵對境外礦產勘查的成敗,要更新觀念,不以斤兩數定成績。
  他表示,業內的通常做法是,按規範裏礦床工業指標的一般要求,找到並圈出了礦體,就算勘查成功。找到的礦床越大,成績也越大。而礦床的大、中、小型劃分標準,是以礦石量或金屬量的多寡,以重量為單位來計算的。
  “但是,衡量礦床規模,除了斤兩數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更重要的內涵,值得我們去關注呢?”他表示,在國外,大規模的礦床,除了具備“礦要足夠大,能夠形成大的礦山產能,在世界上有知名度”之外,還要考慮礦產品的成本在國際市場上是否有足夠的競爭力;在幾十年礦山壽命期內,能否抵禦各類風險的衝擊。
  同時,劉益康提醒還要關注礦山建設,單位產能的資本投入要有比較優勢。
  而在通過預可行性研究,最終獲得合適的礦產品成本和單位產能資本投入的礦床之前,境外礦產勘查取得階段性成功,還應具備以下三個方麵的條件:首先,境外勘查項目籌集到風險勘查資金,這是很重要的一步。對地勘單位來說,這比實施找礦還要困難得多。其次,探獲所在國質量體係承認的資源量(儲量),這意味著在境外獲得進一步籌融資和商業並購的通行證。再次,通過出售轉讓勘查成果的權益,使礦產勘查投資者及時獲得回報,而不是在最終礦山投產之後。
  五、境外礦產勘查失利的原因
  “這些年來,境外礦產勘查失利遠多於成功。”劉益康進一步分析了境外勘查失利的原因:
  一是找不到礦的自然風險;
  二是評價指標的經濟風險,按照國內的一般工業指標開展勘查,其預可研結果根本不經濟,不可開發,這成為境外礦產勘查的最常見的敗局;
  三是環境社區法律政治風險,因環保、社區、法律、政治因素,或不可開發,或礦權權益丟失,常使地勘企業扼腕歎息,其根本原因是立項的盡職調查不到位,或文化習俗差異處置不當。
  我國境外礦產勘查起步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對越南的鉻砂礦和阿爾巴尼亞銅鋅礦的勘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澳大利亞、秘魯、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也有一些零星的工作。
  我國地勘單位大規模境外礦產勘查始於本世紀,包括境外礦產風險勘查基金,與企業合作的境外礦產勘查,在境外上市初級勘查公司運作,地勘單位自有資金投入等。
  1994年~1997年和2004年~2007年,我國曾掀起了國外勘查公司投資礦產勘查的熱潮。在中國投資的國外勘查公司,最多時達百家,但大多铩羽而歸。其失敗的重要因素,除了全球勘查市場起伏,國內勘查投資條件劣化等因素外,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對中國礦產勘查市場、商業文化和運作規則等“水土不服”。
  在不同國家地區、不同曆史文化、不同商業習慣、不同運作理念下,要達到境外勘查的目的,有著不同的路徑。而就目前掌握的信息來看,國內企業在境外礦產勘查投資和運作成功率很低。其原因從思維方式、運作模式、商業理念等方麵總結,主要有九個方麵問題。
  第一,境外勘查投資決策一個常見的誤區是,找礦潛力占的權重過大,對其他因素考慮不夠。地勘企業習慣於按國內做項目的程序運作,按照規劃立項、申請資金、設計審批、勘查實施、提交成果、報告驗收的固定套路前行。即使對地質因素,他們也往往局限於對地層構造條件、岩漿活動、變質作用、礦化顯示、物化探異常等一般性判斷。而對選區是否位於勘查開發的熱點區帶,目標礦床是否為重要的礦床工業類型,是否有明顯的富礦顯示,則關注不夠。勘查投資要有商業經營理念,遠視礦產開發,融入國際礦產勘查的商圈和資本市場,研究經營風險,預設礦產勘查贏利的途徑。在境外礦產勘查中,除找礦潛力是投資決策的首要條件外,還要做全麵的盡職調查。如果盡職調查概念化,不專業,不到位,做表麵文章,那麽就會導致在千變萬化的國外環境中缺乏應對措施和預案,最終失利。
  第二,評價礦床的視角發生偏差是普遍性問題。境外勘查企業普遍以國內的礦床工業指標要求圈定礦床,隻重視礦床的大中小,從而忽視礦床平均品位,忽視經濟概略性研究,缺乏具體國家、具體環境的論證。
  第三,不了解大宗礦產勘查開發形勢。我國對大宗礦產品的巨大需求,引發了境外鐵礦石、鉀鹽、鋁土礦找礦的熱潮。但這些低值的大宗礦產品,必須要有鐵路、深水港口等基礎設施的物流條件支撐,才能得以開發;或礦床的品位、規模足以支撐新的基礎設施建設成本,才能決定開發。事實上,境外許多大宗礦產的礦床是早已發現了的,隻要有市場需求,即可投入預可研,加密鑽探,開展選冶試驗,計算儲量。因此,在境外礦產勘查市場,找礦投資幾乎沒有大宗礦產的份額。
  第四,對原住民、NGO、政府作用的誤判,是境外勘查失利的又一原因。境外礦產勘查企業常常過分重視政府的作用,而低估甚至忽視協會、工會和其他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在發達國家,地方政府的推動作用十分有限;而取得原住民社區對礦產勘查的支持,是境外礦產勘查中的一個大難題。環境問題是和原住民、NGO、政府打交道的核心話題。環境保護支出,已成為境外礦產勘查的一道高門檻。礦產勘查是礦業開發環境保護的形象大使。但境外礦產勘查的環保問題,在我國企業內還未引起足夠重視,還處於啟蒙階段。
  第五,境外礦產勘查投資,麵對資源潛力大、品位高、價格便宜的好項目,要多問幾個為什麽,要多挖掘“好項目”背後的隱情。例如,國外合作方是否刻意隱瞞因環保事故被法院已裁定的巨額賠償,從而避免造成勘查投資失誤。
  第六,境外礦產勘查與開發脫節現象比較普遍,不能一味追求找大礦的結果,在還沒有搞清開發條件時,就大力推進勘查。在我國計劃經濟時代,勘查與開發的銜接,是通過地礦係統與各工業部門的協同配合來完成的。隨著工業部門的撤銷,勘查逐漸市場化,若還是財政出資勘查,必然會形成礦產勘查單打獨鬥的局麵。而在境外勘查,這種脫節現象就更加凸顯。
  第七,被過多的探礦權拖累,是境外礦產勘查應當反思的又一個問題。要慎重地將境外探礦權數量多少、總麵積大小看成企業資產、實力和工作業績的重要標誌。在境外,維護探礦權是要花很大代價的。在有的國家探礦權管理中,對探礦權的使用費和勘查投入要求逐年快速上漲,探礦權逐年按比例退回,並要求按時間節點提交年度地質報告。如果探礦權過多,所占礦權與公司資金技術和管理實力不匹配,將最終導致境外勘查資金趨緊,困境更加凸顯。
  第八,地勘單位實施境外礦產勘查時,習慣按國內的方式運作,集投資商、運營商、承包商於一身,這種思路不是一個適合境外勘查經營的選擇,犧牲了效率,分散了技術和管理團隊的精力,影響了找礦的效果。境外勘探公司精力要集中在找礦上,隻確定勘查方案。而勘查場地征地、平整、鑽探、編錄、化驗、報告編寫、環境恢複,以及預可行性研究等,完全可以承包給當地公司,以提高境外礦產勘查的效率。
  第九,境外礦產勘查在選擇合作對象上,未能審慎地選擇境外勘查合作者,難於判識各類資料的真實性,為投資和項目運作埋下了隱患。在可能的條件下,最好選擇上市初級勘查公司為投資和運作對象。初級勘查公司經過多年工作,不斷登記或購得探礦權,同時通過勘查工作,陸續放棄潛力有限的探礦權,從而控製了相對優質的探礦權區,地質資料的真實性和代表性受到證券市場監控,相對可靠,降低了風險。以此為依托,還可進一步在風險資本市場上籌資,並獲得一個勘查投入的退出通道,不必等到礦產開發才收獲勘查成果。